|
历史名人论人口
|
|
| 文章来源：天津都市医院
日期：2007-2-2 11:51:42 点击: 次 |
| |
|
●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1）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党与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马寅初也关心中国人口问题，1955年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新人口论》、《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等文章。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我国资金的积累，主张控制人口，并提出三点建议：（1）要在1958—1963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控制人口，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3）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普遍宣传避孕。他还认为，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不相称，要把人口的质和量适当地统一起来，否则，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
马寅初关于控制中国人口的观点和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由于康生等推行“左”倾路线，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一度受到错误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进行纠正。1981年在中国人口学会上，马寅初彼选为名誉会长。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早年自学日本，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三年，各国人民蒙受战祸已深，被侵略的弱国更甚，而列强则往往“以解决己国之人口问题”作为侵略的借口。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首先揭露了他在日本听到的这类论调，指出：“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完全是“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李大钊选集》第83页）他认为：“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同上书第84页）为了揭穿野心家的利用，就必须彻底批判马尔萨斯本身的“不完”。
李大钊概括了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关于根据土地报酬递减律，食物按算术级数率增长；根据生物规律，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人口过剩和饥饿、疾病、灾害、战争、掠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指出这些说法的“不完”有四。第一，从英、法、美等国的人口统计证明，“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第二，他相信人类的能力是无限的，自然界的物力也是无限的，发展生产就能使人类“裕如而得养”，对于“纯以限制出生预防人口之过庶”能否奏效，表示怀疑。第三，他认为“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绝对不可抗者”，相信“文明之程度益进”，即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其为不可抗之势力，何尝不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等”。第四，他指出：马尔萨斯认定人口过多，“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是“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贪惰之根性”，而为野心家提供“文饰侵略之材料”。（同上）
在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非科学性及其恶劣影响之后，李大钊宣布他“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认为可以“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同上书第85页）即可以用马尔萨斯理论当作反面教材来激励人类的进步。他并不完全否认人口过剩的现象，但是反对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同上书第83页）他并非绝对否认节制生育，“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同上书第85页）处处表现了李大钊实事求是的风格。
李大钊的上述人口理论是当时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早批判马尔萨斯的出色文献。随后，他在1919年所写的《新纪元》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批判“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即马尔萨斯）说过”等等，造成“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并且也纠正了自己原先用贪惰这种纯精神上的原因来解释战争与人口问题的旧观点。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足用了。”（同上书第121页）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根源于社会制度，不象马尔萨斯那样把它视为单纯的自然规律的范畴。所以，人口问题的合理解决，战争的真正消弭，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造。这无疑是在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最早贡献。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县）人。
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明确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是“抵抗外国，……挽救民族的灭亡。”（《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页）他认为中国人民蒙受外国列强压迫有三：“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同上书第638页）中国民族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一方面是因“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但“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同上书第593、594页）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在法国的增加是最少，还有四分之一。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那么，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同上书第643页）所以，孙中山不同意当时关于中国已有“人满之患”，应该减少人口的主张。他认为，虽然“就现在全世界的土地与人口比较，已经有了人满之患”（同上书第601页），但马尔萨斯“主张减少人口”是错误的。如今日法国“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同上书第600页）同样，日本以“岛国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发展”（同上书第601页），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还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此，“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同上）孙中山反抗外来的侵略的爱国热情是强烈的，但在认识上，多少也受到以人满作为侵略借口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
孙中山重视人口增减对民族兴亡的作用，但他不是人口决定论者，而是政治力经济力决定论者。他说：“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同上书第602页，单凭人口多，决不能保证民族生存，美洲的红种人，从前到处皆是，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既要晓得政治上的压迫厉害，也要晓得经济上的压迫更厉害。如果我们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增强，怎能抵抗列强的压迫？”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同上书第615页）只有象日本那样自强起来，我们才能保持国家民族的生存，永占世界之林。
为了富强中国，抵抗列强的三种压迫，孙中山还很重视调剂人口密度，移民实荒，他说：“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同上书第201页）因为通过移民，既可以使“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分”（同上书第199页）的大量失业人口，有工可做，又可以使“土旷人稀，急待开发”（同上书第193页）的西北和蒙古地区得到开发，做到两全其美。所以，“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同上书第201页）为了实现移民，合理分布人口，他除了主张从政治上、经济上给移民以种种优待外，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兴建铁路和港口，连通沿海、内地和边疆，提出了宏伟的物质建设计划。孙中山主张大搞物质建设，根本改造旧中国，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能办到，但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伟大革命者的宏伟气魄。
除了人口数量外，孙中山也很重视提高人口质量。他否认人口质量决定于先天的人种，认为“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同上书第595页）。他主张恢复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和智能，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虽然未能正确区别固有道德中的精华和糟粕，但强调从提高精神生活、道德风尚等方面去提高人口质量，是非常可贵的。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改良派代表人物。梁一生著作很多，编成《饮冰室合集》一百四十八卷。他的著作中对于人口问题的见解是颇有特色的。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之后，人们更加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梁启超认为：“近世诸儒之学说。其于孕育民族帝国主义与有力者不一家，而以玛尔梭士（即马尔萨斯）达尔文二氏为最。”“按玛氏谓人口之增加以几何级数，实属杜撰，后儒驳正之见已不少。其所论预防之法亦不可行。”（《饮冰室合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这里，他虽然并不赞同马尔萨斯的基本理论，但他确认马尔萨斯理论在西方的影响，“要其立论之大体，则实为近世政策之一转捩也。”（同上）因此，西方人满之患，不仅会造成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后果，“欧洲区区之地，断不能容此孽生蕃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于是殖民政略，遂为维持内治之第一要著，此近世帝国主义发生之原因也”（同上）；还是国际间各种战争的根源：“迨十九世纪，举地球万国几无不以人满为患，而玛氏达氏之学说益占势力于学界。推原各国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与民族之相接触而有争竞。其所以相接触之故，大率由于人满而移住，此天演之理，即中国当亦不能外也。”（《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梁启超尽管能正确指出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理论支柱，但他认识不到帝国主义的本质，简单地把人满当作产生殖民主义和国际战争的根源，甚至认为英国“人口日日增加，而三岛之面积不加广，……故英国若一旦失其属地，……势必与古代之雅典、罗马，同列于亡国之籍”（《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则是错误的。
梁启超还对中国人口发展史作了初步的重新研究，提出了治与乱是造成历史上人口发生增减的重要见解。他估计当时中国人口虽然有八亿，但并不存在人满之患。一是“中国今日,动忧人满。然以地方之积，计其每里所有人数，与欧洲英、法、德、嗹（意）、比诸国相比例，其繁盛未若彼也。”（《农会报序》）二是无论边疆腹地，“以余所闻见，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乌在其为人满也！”（同上）三是“已治之地，或淤其沟洫，芜其隰岸，溉粪无术，择种不良，地中应有之利，仍十不得五，又乌在其为人满也！”（同上）可见，问题不在人口多了，而在于自然界的物力大有供人类开发的余地。“大地百物之产，可以供生人利乐之用者，其界未有极，其力皆藏于地，待人然后发之，”（《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只要能“尽地力”，即使人口再多，也不会有饥寒之虞。
梁启超认为，要“尽地力”，首先应迅速发展农业，“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这样，“虽生齿数倍，岂忧饥寒哉！”（同上）其次，应大力发展工、矿业，“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只要三者配合发展，便能做到“一人耕能养百人”，“一日所作，能给百日食”（《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梁启超不但很重视发展生产来解决人口问题，还进一步把政治上的“自立”，作为发展生产和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提。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只有先在政治上“自立”，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人口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即使无外界之侵入，而生齿日繁，人满为患，犹且非兴新业，不足以相救。”所以，在政治上一旦获得“自立”，“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建立“第一帝国”的设想固然不好，但适当考虑中国人多的因素则是必要的。
梁启超从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还很重视晚婚。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所以，“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禁早婚议》）。梁启超提倡晚婚，反对早婚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可取的。
●洪秀全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的领袖。出身农家，曾受聘为塾师。三次考秀才未取，绝望于科举功名。后受基督教徒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的启发，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谋起义。作为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洪秀全在1845到1846年间，写出《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原道救世歌》，宣传了朴素的平等观念和消灭“阎罗妖”的革命思想，其中也表达了洪秀全的人口思想。
洪秀全完全排除人口增多会出现衣食不足的可能性，认为人类的生和死，都有上帝的妥善安排。他说：“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原道觉世训》）因此，无论人怎样多，都应该相互平等，不应该为争夺衣食而产生矛盾。“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原道醒世训》）至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近代则有阎罗妖注生死邪说。（《原道觉世训》），即由清朝统治者所代表的整个封建统治体系造成的。他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同上），直到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原道醒世训》）。总之，消灭封建统治体系，建立公平正直的太平天国，是使人口众多的中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在1853年颁布了《天朝日亩制度》，准备用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来解决中国当时的人口问题。
●墨翟
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间）相传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出身于“贱人”阶层，曾经做过宋国大夫，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家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十分盛行，“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腾文公下》），它与儒家同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墨翟的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或从弟子收集、整理在《墨子》一书中。
墨翟生活在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大部分劳动人民虽然已经摆脱了奴隶制的枷锁，以新的小生产者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请侯国之间的频繁攻伐和王公贵族的残酷压榨，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痛苦。墨翟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一生都“以裘褐（粗布衣服）为衣，以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奔波于各诸侯国，积极宣传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为核心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
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墨翟十分重视增加人口，“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节葬下》）。他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一出生后，“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絍，衣食之财固已具矣”（《非乐上》），而人类则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同上），完全要靠自身的劳动，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取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其次，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除了取决于人们的劳动外，还与土地的利用息息相关，“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号令》）。因而在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当时，要想解决“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非攻中》）的矛盾，充分利用土地，也应大力增加人口。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翟就认识到劳动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基本标志和生产社会财富的源泉，并以此为根据，主张增加人口，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是非常可贵的。
根据当时情况，墨翟认为要想增加人口，首先应实行早婚。“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上》），只要所有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出嫁，就可以大大提高人口出生率，增加人口了。其次，禁止王公贵族大量蓄养姬妾。他认为成年男女适时婚配，是“天壤之情”（《辞过》），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即使是“先王”也“不能更也”（同上）。但“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未出嫁的妇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同上），严重影响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应该禁止。再次，实行兼爱非攻。因为打仗·一方面“久者终年，速者数月”（《节用上》），会使广大成年“男女人不相见”（同上），夫妇失时，影响他们生儿育女。另一方面“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同上），同时在战争中，人们因无法安居乐业，“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非攻下》）。所以，战争完全是寡人之道，必须制止。再其次，反对厚葬久丧。他认为王公贵族死了以后，为了厚葬，往往要大量杀人陪殉，造成人口大批灭亡，“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节葬下》）同时根据当时丧礼规定，君王、父、母、妻子、长子死了以后要守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姑姑、姐妹、舅舅等死了以后也要守丧几个月到一年；在丧期中，人们还必须整天哭泣，以草垫为床，以土块为枕，“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同上）。结果，不仅使得人们“冬不仞（忍）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同上），还会“败男女之交”（同上），严重影响他们的生育机会。最后，减轻赋役。墨翟认为“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节用上》）要想增加人口，就应反对横征暴敛，采取常征、常役政策。因为常征，不会夺民衣食之财，“则民费而不病”；常役，不会使人过份劳累，“则民劳而不伤”（《辞过》）。此外，还要尚贤事能，反对天命等。墨翟对于怎样才能增加人口的上述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他认为影响当时人口增长缓慢和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淫乐、你争我夺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醋压榨，也是有卓见的。
墨翟同前人一样，按照劳心、劳力的不同，也把人口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社会集团。前者是“听治”的，包括王公大人、各级官吏和士君子等；后者是“从事”的，包括“农与工肆之人”，“四鄙之萌人”等“贱人”（《尚贤上》）。但他认为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同上）。即不论是农民、百工、商人或其他贱人，只要他们是贤者，都应“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同上），成为统治者；统治者中的“不肖者”，也应“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成为被统治者。墨子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可以相互转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被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要求，是进步的。
●孔丘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祖先原是宋国奴隶主贵族，后来因避宋国内乱，才迁居鲁国。孔丘幼年丧父，家境衰落，过着“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的生活。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知识渊博，三十岁左右即闻名于世。在他一生中，除公元前501年至前496年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司寇外，大部分时间都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宣传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的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或从弟子收集、整理在《论语》一书中。此外，他还修订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
由于孔丘出生在周公旦封地的鲁国，从小受到西周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在政治上有着很大保守性，十分赞美西周的社会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他还认为这一制度的根本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在百代以后也只不过有所增减改良罢了。
孔丘从“仁”就是“爱人”（《颜渊》）和“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增加人口。他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因此，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子路》），人口真多啊！孔丘主张人口众多，一方面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而要做到孝，最重要的是不绝祖祀，子孙繁庶，“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同上）。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国家得到治理的重要标准。“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要想增加人口，孔丘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其次，要重视男婚女配，“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婚配的年龄，他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解》）孔丘的上述思想，特别从孝的观念出发要求后代蕃衍的思想，在被孟轲进一步发挥后，对我国人口的增加影响甚大。
孔丘还很重视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口质量，第一个提出了“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卓越主张。在孔丘以前，一般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到教育，学习知识和文化，而他则打破了这一界线，主张所有的人都应当受到教育。他认为通过学习，首先可以增进人们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知道各国的现状和历史，了解各种礼仪。如读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其次，可以使人们懂得礼貌，遵守社会道德，不犯上作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雍也》）孔丘主张对人民普遍施行教育，固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但远在春秋末期，他就强调人们必须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又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各个方面，这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知识才能和道德风尚，进而提高整个人口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孔丘进一步发展了春秋以来按照人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把人口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社会集团的观点。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孔丘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除了取决于他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外，还取决于他们是否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和追求个人财利。如果他们反对旧有的等级秩序，只讲究增加个人财利，即使是劳心的，也应瞩于小人的范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上）。其次，他还认为劳力的人，必然会挨冻受饿，劳心的人才会高官厚禄，第一个提出了“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的论断。孔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他的这一观点，还为两千多年来我国许多知识分子轻贱体力劳动，崇尚清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另外，孔丘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流传，给我国广大妇女戴上“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沉重枷锁，有着巨大影响。
●老子
相传是春秋未年的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做过东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向他问过礼。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该书由于在《论语》和《孟子》中均未提及，在《庄子》、《荀子》和《韩非子》中才有评论，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并非老子本人所著，而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许多佚名作者根据老子的遗言、遗文，加以整理、补充、润色写成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等许多有名的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命题。“无为”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他说：“通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老子的“无为”思想，反映在人口问题上，主要有二：一是反对人口众多，主张小国寡民；二是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和生产技能，主张人们愚昧无知。
老子认为当时天下动荡不安，主要是因人们有了无休无止的私欲和各个诸侯国推行广土众民政策，人口太多造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因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天下太平，除了要人们无私无欲，做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外，还应建立一种国家要小、人口要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诸侯林立，战乱频繁，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都很落后的先秦时期，老子这一主张，既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不利于结束封建诸侯的分裂割据，是倒退的。
老子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与生产技能。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老子认为当时人们敢于犯上作乱，引起社会严重不安，一方面有了知识和文化，“慧智出，有大伪”（《十八章》）；另一方面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有了提高，“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因此，要想人们淳朴，天下太平，就必须“绝学无忧”（《二十章》），使人们没有知识和文化；必须反对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和改进生产工具，“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 章》）。老子主张人们愚昧无知，要求退到远古社会，反映了他代表的没落阶级对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恐惧心理，是有害于人口质量提高的。
●管仲
管仲（？一公元前645）名夷吾，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家贫，“常与鲍叔牙游，鲍叔深知其贤”（《史记·管晏列传》），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经鲍叔牙推荐被任为卿。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对齐国进行了大力改革，齐国国力大振，齐恒公因此“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同上），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仲生活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诸侯竟相争霸的春秋前期。他为了强大齐国政权，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很重视增加人口。“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国语·齐语》。 本辞条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篇）而要增加人口，他认为首先应改革不合理的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征收不同赋税，使农民安心农业生产，不在外流。“相地而衰（音催，差）征，则民不移”。其次，要采取各种措施，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古者以民主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苏东坡集·策问·国学秋试策问》）。最后、推行早婚，使成年男女及时婚配。在他的影响下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并把大批“未尝御”的宫女遣散出宫嫁入，以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同上），提高人口出生率。管仲增加人口的上述主张，在地广人稀、生产工具和武器装备都很落后的春秋前期，对于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有着很大影响。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管仲还第一次提出了按照人们的职业把人口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旧中国的两千多年里，人口按职业不同划分，基本上是奠基于此。所谓士，主要指文武兼备的人，他们平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梯”；战时团结一致，“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农，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们按照不同农时，使用适当农具，努力耕作，‘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工，主要指从事手工业活动的人，他们“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制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手工业品。商，主要指从事商业括动的人，他们根据不同季节需求，密切注视市场供应和行情变化，“负任担荷，服牛轺马”，来往各地，“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
管仲还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能“杂处”，应按其职业分别集中居住。这样，既可使他们“少而习焉， 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做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各行各业世代因袭相传，又可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业务上精益求精。管仲要求四民分业定居，尽管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但对于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进顶提高人口的质量，也有积极作用。
| |
| 了解更多健康信息请拨打天津都市医院都市健康热线:022-27278833咨询或进入有问必答我们的专家将为您提供实时在线咨询及答疑。医院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马路5号(服装街交叉口即到) |
| 页面功能：【 打印 】【 关闭窗口 】 |
|
| |
| |
|
|
|
|
|